南京国民政府即“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蒋介石在北阀战争胜利及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于1927年4月18日建立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在其二十二年的统治期间，代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奉行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政策。

       孙中山先生在前期的革命生涯中，曾提出了“建国三时期”即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的“方略”，南京国民政府则违背了孙中山晚年“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标志的新三民主义，同时，又将以上“方略”断章取义，曲解引用，从1928年起，实行了二十余年的“训政”。南京国民政府“训政”的核心是“以党治国”，“党国”名称便由来与此，宣称：“党为训政之发动者，须有发动训政之全权；政府为训政之执行者，须有执行训政之全责。”而所谓“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完全是国民党手中的工具，表现为：统治权由国民党独揽。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了《训政纲领》，规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闭会期间，“托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治权，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的“指导监督”下，由国民政府行之，政府成员由国民党指派，1928年2月4日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委员若干人组织之，并推定其中五至七人为常务委员，于常务委员中推定一人为主席。”政府对国民党负责，国民党处于最高训政者的地位，所谓“中华民国”，就是“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实施”的国民党一党专制之国。

       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体系，包括成文法和例（判例、解释例），成文法通常概况为“六法”，其汇编称为《六法全书》。《训政时期约法》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实施时间最长的一部宪法性文件，是国民党实行“训政”的基本“法律根据”。1946年，取得了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同年11月15日，非法召开了“国民大会”，并于12月25日通过《中华民国宪法》，以标榜“宪政”，1948年3月当选为总统的蒋介石，于同年5月10日就公布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中华民国宪法》其基本精神与《训政时期约法》一脉相承，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将其作为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标志，故在条文上有所变更，体现新的内容特点：表面上的“民有、民治、民享”和实际上的个人独裁《中华民国宪法》在总纲中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等等。另一方面，赋予总统极大的权力，包括作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缔结条约及宣战媾和之权”，“统率全国海空军”，“任免文武官员”，“依法行使大赦、特赦、减刑及复决之权”等等。1948年公布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更重新肯定了总统的独裁权力，还规定：“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实际上确认了总统终身制，政权体制不沦不类，表面上确定的不完全的责任内阁制和实际上的总统制，以维护专制统治实质；《中华民国宪法》罗列了人民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尽管很充分，但国民政府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戡乱时期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戒严法》等，把“宪法”中罗列的民主自由条款，切切实实地否定了，“宪法”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之名，行保护封建剥削、加强官僚垄断之实。

       为了加强刑事镇压，以暴力手段维护统治秩序和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十分重视刑法的编订，1935年1月1日公布的“新刑法”在“旧刑法”基础上作了大规模的增删修改，由“客观主义”改为“侧重于主观主义”，即强调以犯罪人行为的性质，而不是客观后果为依据来定罪量刑，由“报应主义”改为“侧重于防卫社会主义”，即强调发挥刑罚的“保全于教育机能”，从而引进了保安处分制度。“新刑法”标榜“罪刑法定”原则，规定：“行为之处罚，以行为时之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但是，由于其法定刑的弹性很大且有许多例外，特别是实行特务政治，常采取秘密镇压的手段，这一原则实际成欺人之谈；刑罚分主刑及从刑，主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刑期由两个月至十五年，但可规定减至不满两个月加重至二十年。从刑可分褫夺公权及没收，包括为公务员之权，为公职候选人之权及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政权，另外还有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及拘役可以“易科罚金”，以及被科罚金而无力完纳者须“易服劳役”。南京国民政府的刑法还引进了二十世纪始于欧洲的保安处分，作为刑罚的补充；锋芒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设定“内乱罪”，以镇压人民武装革命斗争，维护国民党专制政权，规定：“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者，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如“以暴动犯”者，得处死刑；设定多种罪名，镇压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反抗行为和革命活动等等。南京国民政府在其统治的二十多年中，公布了大量的刑事特别法规，并赋予高于刑法典的效力，主要有：《惩治盗匪暂行条例》、《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