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1年，北周大臣杨坚夺取政权，建立隋朝，为隋文帝。隋文帝于公元589年，先后消灭南朝的梁、陈政权，结束了三国以来长期分裂的混乱局势，实现了封建专制国家的再统一。

       隋文帝在任北周大臣时，鉴于周宣帝颁行的《刑法圣训》“群心崩骇，莫有固志”，认为“法令兹章，非兴化之道”，夺取政权后，于开皇元年颁行《开皇律》诏曰：“先施法令，欲人无犯之心；国有常刑，诛而不怒之义。”前代枭首，轘身（轘裂），等残酷死刑，以及“残剥肤体，彻骨侵肌”鞭刑，均予废除。因此，在隋初法制中“取适于时，留意宽简”，注重司法实践，锐意改革，“即为天下，事须割情”。但隋文帝晚年公然毁法，用刑尤峻，喜怒无常，以致隋炀帝即位后变本加厉破坏法制，致隋朝覆灭。

       唐初统治者目睹强大富庶的隋朝仅仅经历两代，存在不过三十余年，便土崩瓦解，总结前朝教训，确定了“安人理国”的方针，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意即：德、君主以“宽仁治天下”礼、以封建纲常对臣民进行教化，唐太宗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所以“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所谓“先存百姓”即省刑薄赋，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整顿吏治，安定社会，使人民不致为了生活铤而走险而陷入法网。唐太宗即位后在立法方面指出：“用法务在宽简”“国家法定，唯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以防“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立法划一，是保证断罪量刑准确的必要前提，唐太宗指出：法令不一，必然导致“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的弊端，可以轻罪重判。因此，立法者“宜令审细，毋使互文”。唐太宗还要求保持法律的稳定性，说：“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员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故此，唐初制定的律、令、格、式，终唐太宗在位之世，都无更改。唐太宗强调办案必须严肃、慎重、审断应有证据，并下制：“凡决死刑，虽令即杀，乃三复奏”。继而又规定处决死刑，在京城“三日五复奏，在各州县仍三复奏。”审慎执法，对于死刑尤为慎重，是唐初法制的重要特点。

       唐朝前期的立法活动以修律为主，兼令、格、式，后期主要是编敕和刑律统类。唐高祖占领长安后，即命收集隋朝的图籍，约定约法十二条，除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处死刑外，其余一切苛法全部废除，武德四年以隋朝《开皇律》为准撰定律令并于武德七年颁行，是为《武德律》。唐太宗即位后命修订新律称为《贞观律》，仍以《开皇律》为基础，但对此作了较大修改。《贞观律》增设役流作为死刑的减刑；区分两类反逆罪，缩小缘坐处死范围；确定了五刑、十恶、八议、请、减、赎、以及类推、断罪失出入。死刑三复奏等断罪量刑的主要原则。《旧唐书刑法志》记载，《贞观律》使“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比隋代旧律“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致“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唐高宗时期须行《永徽律》及《律疏》，唐玄宗《开元律》及《开元律疏》以及唐宣宗时颁布《大中刑律统类》等对于五代和宋朝的立法技术有重大影响。

       唐律对定罪量刑、犯罪行为及其相应的刑罚处罚，刑罚制度等内容都有详尽的规定，因此唐律基本上相当于近代意义上的刑法典。唐律称严重影响封建统治者的十种犯罪为十恶，列于五刑之后，律曰：“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贵族，官员（八议）犯罪减免刑罚，但犯“十恶”者，不得请议，流罪以下也不得减刑。“请”、“减”、“赎”、“当，即官当”作为唐律量刑原则，另还包括“亲属相犯，准确论处，”“良贼相犯，依身份论处”。

       唐律对老小病残犯罪者实行减免刑罚，划公罪与私罪，“官当”条注：“公罪谓缘（因）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称公罪，“私罪，谓私自犯及对制作不以实，受请枉法之类”，即与公事无关，而是为了私利的犯罪，两者处罚轻重各不相同，唐律以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犯罪的动机和目的作为区分故意和过失的界限，“诸共犯罪者，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造意即主谋，是首犯，随从者是从犯，其罪减首犯一等。

       唐律量刑原则还有：“同居有罪相隐”、“自首减免刑罚”、“更犯累科，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论”、“疑罪名各依所犯以赎论”、 “本条别有制，与例不同者依本条” 、“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以及”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唐律承用隋律的刑罚制度，将刑罚定为笞、杖、徒、流、死五种，称为五刑。死刑分绞、斩二等，但唐后期因多种矛盾日益突出，增加律外酷刑，原先早已废除的酷刑，如腰斩、枭首等又复用，律外滥刑，加剧封建统治危机，导致覆亡。

       唐律所列犯罪行为名目繁多，主要罪名有：危及封建国家政权，有损皇帝尊严罪，如：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悖逆封建家庭伦常罪如：恶逆、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恶性杀人及阴邪毒、害人罪，如：不道、造畜盅毒、厌魅；官吏失职，渎职、擅权、贪赃等犯罪，如擅离职守、失职、泄漏机密、悖礼、诈欺、弄虚作假、擅权、渎职、以权谋私、枉法贪赃；触犯封建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罪；危害公众、妨碍城市和市场管理罪；侵犯人身罪；侵夺财产罪；“坐赃”及“违令式”、“不应得为”罪等。

       五代十国时期，是唐末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继续和发展，这一时期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频繁，赋税苛重、刑法严酷、除沿用唐律的五刑，另增刺面、决杖、配流、更有断舌、决口、断筋、折足等非刑。因五代统治者政权不稳“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受刑者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